​探寻法家：思想长河中的“法治”之光

探寻法家：思想长河中的“法治”之光

溯源：法家思想的破土而生

法家思想的诞生，犹如划破历史长空的闪电，照亮了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道路。它兴起于西周覆灭后的春秋战国时期，那是一个 “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的社会大变革时代，旧有的社会秩序分崩离析，新的阶层与势力如雨后春笋般崛起。

西周曾以宗法分封制构建起一个庞大而有序的政治体系，天子高高在上，诸侯拱卫四方，卿大夫、士等阶层各安其位，井田制则为经济基础，支撑着整个社会的运转，礼乐制度更是像一张无形的网，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与思想，从祭祀、朝聘到日常的衣食住行，无不遵循着严格的礼仪规范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周后期政治腐败，周幽王 “烽火戏诸侯”，直接导致西周覆灭，东周建立后，周王室衰微，再也无法掌控天下局势，曾经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法分封制开始摇摇欲坠，诸侯们不再对周天子唯命是从，纷纷扩充自己的势力，相互攻伐，战乱频繁。

与此同时，井田制也逐渐瓦解，铁制农具和牛耕技术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人们开垦出大量的私田，土地私有制开始萌芽，新兴地主阶级由此崛起，他们渴望打破旧有的贵族特权，获得更多的政治和经济权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思想文化领域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礼崩乐坏” 使得人们对传统的礼乐制度产生了怀疑，各种新思想、新学说如潮水般涌现，形成了 “百家争鸣” 的局面，法家思想就在这样的时代土壤中破土而出。

关于法家的起源，学界普遍认为其与三晋地区（韩、赵、魏三国）有着密切的联系。蒙文通先生曾指出 “法家者流，恒出于三晋北方之国”，三晋地区特殊的历史、地理和文化环境，为法家思想的孕育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这里地处中原，是四战之地，周边列强环伺，生存压力巨大，各国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迫切需要一种能够迅速增强国家实力的思想和策略，法家所倡导的富国强兵、以法治国理念，正好迎合了这种需求。而且三晋地区与戎狄杂处，受戎狄文化影响，民风彪悍好利，宗法观念相对淡薄，这使得法家思想更容易在这里生根发芽，因为法家强调以强制性的法令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调节利益关系，这种思想与当地的社会风俗和现实需求高度契合 。晋国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一系列的政治变革，如晋文公重耳回国后，重用异姓大臣，打破了传统的宗法分封制，实行 “尚贤” 政策，为法家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来，魏国的李悝变法，更是法家思想在实践中的一次重要尝试，李悝制定的《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为系统的成文法典，它以法律的形式规范了社会秩序，保障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对后世的法律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

法家诸子：思想的璀璨星辰

在法家思想的发展长河中，众多思想家如璀璨星辰，各自闪耀着独特的光芒，他们的思想与实践，共同构成了法家思想的丰富内涵。

（一）商鞅：变法强秦的改革先驱

商鞅，这位战国时期的风云人物，本是卫国国君的远房宗族，故又称卫鞅、公孙鞅 。年轻时的商鞅就对刑名之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魏国做国相公孙痤家臣期间，他的才华得到了公孙痤的赏识，公孙痤临终前极力向魏惠王推荐商鞅，称其有治国安邦之才，若不能重用，也绝不能让他离开魏国，以免为他国所用 。然而，魏惠王并未采纳公孙痤的建议，商鞅在魏国得不到施展才华的机会，恰在此时，秦孝公向天下广发招贤令，渴望有识之士能助秦国摆脱落后局面，实现富国强兵，商鞅毅然决然地带着李悝的《法经》，踏上了前往秦国的道路。

商鞅到秦国后，通过秦孝公身边的宠臣景监的引荐，得以面见秦孝公。他先后以帝道、王道、霸道之术游说秦孝公，前两次秦孝公对他的言论并不感兴趣，甚至听得昏昏欲睡，但商鞅并未气馁，第三次，他向秦孝公阐述法家的强国之术，这一次，秦孝公被深深吸引，两人促膝长谈数日而不倦，秦孝公决心重用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 。

公元前 356 年，商鞅在秦国开始了第一次变法，主要内容包括颁布并实行魏国李悝的《法经》，增加连坐法，轻罪用重刑 ，即一人犯罪，其亲属、邻里等都要受到牵连；废除旧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这一举措打破了贵族世袭爵位的特权，只要在战场上立下战功，普通士兵也能获得爵位，极大地激发了秦军的战斗热情；重农抑商，奖励耕织，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以农业为 “本业”，以商业为 “末业”，并且限制商人经营的范围，重征商税，重视农业生产，为秦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焚烧儒家经典，禁止游宦之民，统一思想，加强对民众的控制 。

第一次变法取得了显著成效，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事实力有所增强，但也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 。然而，商鞅并未退缩，公元前 350 年，他又主持了第二次变法，进一步深化改革。这次变法废除贵族的井田制，“开阡陌封疆”，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 ，这一举措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普遍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官僚机构，“集小都乡邑聚为县”，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废除分封制，“凡三十一县”，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 ，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统一度量衡制，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方便了经济交流与国家税收；编订户口，五家为伍，十家为什，规定居民要登记各人户籍，开始按户按人口征收军赋 ；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规定凡一户之中有两个以上儿子到立户年龄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户口税 。

商鞅变法是一场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它使秦国从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集权国家 。秦国的经济迅速发展，粮食产量大幅增加，军队战斗力不断提升，为日后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商鞅的变法也触动了旧贵族的核心利益，秦孝公去世后，失去靠山的商鞅遭到了旧贵族的疯狂报复，最终被秦军追杀至死，落得个车裂的悲惨结局 。但他的变法思想和改革精神，却如同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铭刻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他的这句名言，也成为了后世改革者不断追求变革、勇于创新的精神动力 。

（二）韩非：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韩非，战国末期韩国的贵族，韩桓惠王之子，他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先秦七子中最晚的一位思想家 。韩非天生口吃，不善言辞，但他却有着卓越的思想和深邃的洞察力，早年他跟随荀子学习，然而，他并不认同荀子将性恶说回归到儒家礼制的观点，于是离开荀子，潜心研读法家学问，最终写出了《韩非子》这一法家经典著作 。

韩非生活的时代，韩国在战国七雄中实力较弱，面临着被秦国吞并的危险，他多次上书韩王，希望韩王能够采纳法家思想，进行变法图强，但都遭到了拒绝 。韩非的思想虽然在韩国未得到重视，却在秦国引起了巨大反响，秦王嬴政读到《韩非子》后，对其思想大为赞赏，甚至发出 “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的感叹 。后来，秦国攻打韩国，韩王无奈之下，派韩非出使秦国 。

韩非将商鞅的 “法”、申不害的 “术” 和慎到的 “势” 集于一身，构建了一个完整而独特的法家思想体系 。他认为，“法” 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是君主制定并公布天下的律令条例，以赏罚为手段强制执行 ，只有依靠法律来规范人民行为和社会秩序，才能使国家强盛稳定 。他反对儒家倡导的以道德教化为主要手段治理国家，认为在 “当今争于气力” 的时代，决不能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只有实行严明有度的法制才能有效地调动人民生产力和战斗力 。

“术” 是指君主驾驭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韩非认为，在封建社会中，君主必须善用权术来防止臣下奸邪谋反，保持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他提出了许多具体而精辟的权术原则和方法，如 “明分职”，即明确各级官员职责分工，使官员各司其职，避免权力混乱；“重名教”，即重视名声声誉，通过对官员名声的奖惩来激励或约束他们的行为；“察合刑名”，即审查臣下罪过，根据官员的言行是否一致来判断其是否忠诚；“尊贵而贱其所爱”，即尊重贵族而轻视其所喜好，防止君主因个人喜好而影响政治决策；“隐情匿事”，即隐藏自己真实意图，让臣下难以捉摸，从而更好地掌控局面 。

“势” 则是指君主拥有并独掌军政大权所形成的权势或政权 。韩非认为，在一个充满竞争和斗争的世界中，君主必须建立自己强大而威严的势力，以震慑敌人和臣下，保证国家安全和统一 。他提出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强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 。例如，他以弓弩和风力的关系为例，说明臣民服从君主是因为君主的权威，君主掌握了权力而拥有威势，所以能够令行禁止 。

韩非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著作《韩非子》不仅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也为后来封建社会时期君主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然而，韩非的命运却十分悲惨，他来到秦国后，虽然得到了秦王嬴政的赏识，但却遭到了同窗李斯的嫉妒和陷害 。李斯担心韩非会威胁到自己在秦国的地位，于是在秦王嬴政面前进谗言，最终韩非被囚禁入狱，被迫服毒自杀 。韩非虽然离世，但他的思想却如同一把锐利的剑，划破了历史的长空，在政治、法律等领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

（三）李斯：法家理念的践行与悲剧

李斯，楚国上蔡人，年轻时曾做过管理文书的小官吏 。一次，他在厕所中看到老鼠吃着污秽之物，且时常受到人和狗的惊扰，而在粮仓中看到的老鼠却吃得肥硕，生活安稳，这一鲜明的对比让李斯感慨万分，他意识到，一个人的贤能与否就如同老鼠一样，取决于所处的环境 ，于是，为了追求功名利禄，他决心改变自己的命运，拜

法家思想的内涵与特点

（一）以法治国：核心价值的确立

“以法治国” 是法家思想的核心价值，也是其区别于其他学派的显著标志。法家认为，法律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准则，只有依靠法律，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 。在法家看来，法律具有权威性和公正性，它应该像秤砣和尺子一样，成为衡量人们行为的客观标准 。商鞅曾说：“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 强调了法律对于民众和国家治理的重要性 。

法家的 “法治” 思想与现代 “法治” 有着本质的区别。现代 “法治” 强调民主、平等、人权，其目的是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法律是由人民制定并体现人民意志的 。而法家的 “法治” 则是以维护君主统治为目的，法律是君主统治的工具，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随意制定和修改法律 。例如，在秦朝，秦始皇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实行严刑峻法，法律严苛到民众稍有不慎就会触犯，如 “盗一钱者，黥为城旦舂”，轻微的盗窃行为就要受到脸上刺字并服苦役的惩罚 。这种 “法治”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秩序，但却严重侵犯了民众的权利。

然而，法家提出的 “法不阿贵” 理念，在当时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它打破了传统的贵族特权制度，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论贵贱、亲疏，只要触犯法律，都要受到相应的惩罚 。韩非曾说：“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这一理念的提出，对于打击奴隶主贵族的特权，推动社会的变革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商鞅变法中，太子驷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因教唆太子犯法，商鞅毫不留情地对公子虔施以劓刑（割鼻），对公孙贾施以黥刑，这一举措极大地震慑了旧贵族，表明了变法的决心，也使得法律的权威性得到了彰显 。

（二）变法革新：顺应时代的步伐

法家具有鲜明的变法革新精神，他们认为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治理国家的方法也应该与时俱进 。韩非提出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 的著名观点，深刻阐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 。他认为，时代不同，社会的情况和问题也会不同，因此，政策和措施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而进行调整 。例如，上古时期，人们主要面临的是生存问题，所以有巢氏教人们建造房屋，燧人氏教人们钻木取火；中古时期，洪水泛滥，鲧、禹致力于治水；而到了近古和当今之世，战争频繁，各国纷争不断，就需要通过变法图强来增强国家实力 。如果在当今时代还一味地遵循古代的制度和方法，就如同守株待兔一样愚蠢 。

商鞅变法就是法家变法革新思想的一次伟大实践 。战国时期，秦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困境，国内旧贵族势力强大，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外部则受到其他诸侯国的威胁，随时有被吞并的危险 。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大胆推行变法，对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改革 。在政治上，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加强了中央集权；在经济上，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鼓励耕织，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军事上，奖励军功，按军功授予爵位和田宅，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通过一系列的变法措施，秦国逐渐摆脱了落后的局面，实现了富国强兵，为日后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商鞅变法的成功，充分证明了变法革新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的重要动力 。它打破了旧有的社会秩序和利益格局，激发了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使秦国在激烈的战国竞争中脱颖而出 。

（三）君主集权：权力结构的构建

法家主张君主集权，认为君主应该掌握绝对的权力，以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 。在法家看来，君主是国家的核心，只有君主拥有强大的权力，才能驾驭群臣，统治百姓，使国家保持稳定和统一 。韩非提出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明确强调了中央集权的重要性 。他认为，国家的事务虽然繁多，但关键在于中央的决策和控制，君主应该牢牢掌握国家的大权，让四方的臣民都来效力 。

为了实现君主集权，法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手段和策略 。其中，“术” 是君主驾驭群臣的权术，通过各种巧妙的方法和手段，君主可以掌控群臣的行为和思想，防止他们专权跋扈、犯上作乱 。例如，君主可以通过 “循名责实” 的方法，根据官员的职位和职责来考核他们的工作业绩，对表现优秀的官员给予奖励，对失职的官员进行惩罚 ；还可以运用 “深藏不露” 的策略，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和喜好，让群臣难以捉摸，从而不敢轻易试探君主的底线 。“势” 则是指君主的权势和地位，是君主统治的基础和保障 。君主凭借其所处的高位和掌握的权力，形成一种强大的威慑力，使臣民敬畏 。例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立了皇帝制度，自称 “始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如统一度量衡、文字等，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

法家的君主集权思想对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君主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使得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 。在这种制度下，君主拥有绝对的权威，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大权都集中在君主一人手中 。虽然君主集权制度在一定时期内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能够集中力量进行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和军事行动，但也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和腐败，使国家的命运系于君主一人之身，一旦君主昏庸无道，国家就会陷入危机 。

法家思想的历史回响

（一）秦朝：法家思想的高光与落幕

秦朝，是法家思想登上历史舞台中央的高光时刻，也是其走向极端而落幕的悲剧性时期。秦国自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开始，就与法家思想紧密相连 。商鞅变法以法家思想为指导，从经济、政治、军事等多方面对秦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秦国迅速崛起，为秦朝的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更是将法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根本理念，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在政治制度上，秦朝建立了高度集权的中央官僚体系，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三公九卿各司其职，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 。地方上推行郡县制，废除分封制，郡县长官由皇帝直接任免，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这种政治制度的构建，正是法家君主集权思想的具体实践 。在法律制度方面，秦朝制定了严苛细密的法律，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秦律》中的《田律》规定了农田水利、山林保护等内容，《仓律》涉及粮食的储存、保管和发放 。这些法律强调严刑峻法，对违法行为给予严厉的惩罚，以达到威慑民众、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 。

秦朝统一六国的过程，也是法家思想的一次成功实践 。法家强调的富国强兵、以法治国理念，使秦国在战国纷争中脱颖而出 。秦国通过变法，奖励耕织，发展农业生产，为战争提供了充足的物资保障；奖励军功，激发了士兵的战斗热情，使秦军成为一支虎狼之师 。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秦国的国力不断增强，最终实现了 “六王毕，四海一” 的大一统局面 。

然而，秦朝过度依赖严刑峻法，也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 。法家思想强调以刑罚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忽视了道德教化的作用 。秦朝的法律严苛到令人窒息的程度，民众稍有不慎就会触犯法律，受到残酷的刑罚 。例如，一人犯法，其亲属、邻里都可能受到牵连，被处以重刑 。这种高压统治使得民众生活在恐惧之中，对秦朝政府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和反抗情绪 。

同时，秦朝大兴土木，修建长城、阿房宫、骊山陵墓等大型工程，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百姓们在繁重的劳役和苛捐杂税下，生活困苦不堪，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最终，在秦末农民起义的浪潮中，秦朝二世而亡，法家思想也在这场政治巨变中遭受重创 。秦朝的覆灭，让人们看到了法家思想过度强调刑罚、忽视民生的弊端，也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深刻的教训 。

（二）后世：思想融合与传承

西汉初期，统治者鉴于秦朝灭亡的教训，开始反思治国理念 。在经历了长期的战乱后，社会经济凋敝，百姓渴望休养生息，于是黄老之学 “无为而治” 的思想成为主流，汉朝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然而，随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黄老之学的局限性逐渐显现，无法满足加强中央集权和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 。

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但也面临着内忧外患的问题，内部诸侯势力强大，威胁中央政权；外部匈奴侵扰，边境不宁 。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开始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但实际上，此时的儒家思想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先秦儒家思想，而是融合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多家思想的新儒学 。董仲舒提出的 “大一统” 思想，强调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这与法家的君主集权思想有着相通之处；他主张的 “德主刑辅”，将儒家的道德教化与法家的刑罚相结合，既重视道德的引导作用，又不忽视法律的强制力 。

从西汉开始，儒法合流成为封建统治思想的发展趋势 。在法律制度上，后世朝代在制定法律时，既注重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又吸收了法家的法律条文和立法原则 。例如，唐朝的《唐律疏议》是中国古代法律的经典之作，它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强调 “礼” 与 “法” 的结合，将儒家的礼教规范融入法律条文之中 。同时，《唐律疏议》也继承了法家法律的系统性和严密性，对各种犯罪行为和刑罚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在政治实践中，统治者也往往采用儒法并用的手段来治理国家 。一方面，通过儒家的道德教化来维护社会的基本秩序和人伦关系，培养民众的忠诚和顺从意识；另一方面，依靠法家的法律制度来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确保国家的正常运转 。

法家思想虽然不再像秦朝那样占据主导地位，但它的影响却始终贯穿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终 。在维护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规范社会秩序等方面，法家思想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它的 “以法治国” 理念，为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使中国古代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有法可依；它强调的君主集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权力的集中和专制，但也为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提供了政治保障 。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相互补充、相互融合，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封建统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当代镜鉴：法家思想的现代启示

法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历经数千年的岁月洗礼，但其蕴含的智慧光芒依然能为当代社会提供诸多启示。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今天，深入挖掘法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法家 “以法治国” 的思想是其最核心的价值理念，这与当代中国强调的依法治国战略有着一定的相通之处，对当代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法家重视法律在治国理政中的关键作用，认为法律是定分止争、兴功惧暴、保障国家稳定的重要工具 。管仲最早提出 “以法治国” 的概念，商鞅主张 “缘法而治”，韩非强调 “以法为本”“唯法为治” 。在当代，法律同样是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石 。我们应从法家思想中汲取重视法律权威的精神，强化全社会的法治意识，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确保法律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中得到严格遵守和执行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

法家提出的 “法不阿贵”“刑无等级” 等主张，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尽管在封建专制制度下难以完全实现，但这种追求公平正义的理念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 。在当代法治建设中，我们要坚决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杜绝特权思想和行为，无论是高官显贵还是普通百姓，在法律面前都应一视同仁，平等地享有权利，平等地履行义务，平等地接受法律的制裁 。这不仅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 。只有确保法律的公平公正实施，才能增强民众对法律的信任和尊重，提高法律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

法家强调法律应具有公开性和明确性，让民众容易理解 。子产 “铸刑书”，将法律条文公之于众；韩非子认为 “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予百姓者也” 。在现代社会，法律的公开透明同样至关重要 。法律法规的制定过程应广泛征求民众意见，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法律条文应表述清晰、准确，避免模糊和歧义，便于民众理解和遵守 。同时，要加强法律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律素养，让法治观念深入人心，使民众自觉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

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法家思想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法家的 “法治” 本质上是为君主专制统治服务的，与现代法治所强调的民主、人权、自由等价值观念存在本质区别 。法家过度依赖严刑峻法，忽视道德教化的作用，容易导致社会关系紧张，民众缺乏内在的道德约束 。在当代社会，我们应摒弃法家思想中的这些糟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既要依靠法律的强制力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维护社会秩序，又要通过道德的引导和教化作用，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培养良好的社会风尚 。在立法过程中，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在执法和司法过程中，注重人性化，做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

此外，法家的变法革新精神也值得当代社会学习和借鉴 。他们认为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治理国家的方法也应与时俱进 。在当今时代，科技飞速发展，社会日新月异，我们面临着各种新问题和新挑战 。这就要求我们具备勇于创新、敢于变革的精神，不断推进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 。在法治建设中，要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及时完善和更新法律法规，使其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 。同时，要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法治道路，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法家思想犹如一座丰富的文化宝库，为当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我们应秉持科学的态度，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将法家思想中的合理内核与当代社会的实际需求相结合，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