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昊明：我与廖磊的交往经历

邓昊明：我与廖磊的交往经历

引子

＊本文摘自《安徽文史资料》第二十四辑(1985年8月出版)，作者邓昊明，原标题《我与廖磊的关系》

正文

一九三三年我到广西不久，即认识了廖磊，但尚无深交。西安事变后，李宗仁、白崇禧领导的第五路军举办干部训练班，我担任政训科长，廖磊是第七军军长，兼任干训班教育长，从这时开始，我们便有了较多的交往。

我原不是桂系干部。青年时期在北京读书，因为不满意蒋介石“四·一二”叛变革命后的黑暗统治，组织了旨在“团结革命同志，研究革命理论，反对腐化、恶化，彻底改造中国国民党，完成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的“本社”。一九三〇年“本社”并入邓演达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当时外界都称它为第三党，即现在的农工民主党的前身）。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后，“第三党”中央闹分裂，有个别人要改变党名，另搞一套。季方同志和我要坚持邓演达路线，就组成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各省市联合办事处，作为临时中央（简称“联办”）。我们认识到要推翻蒋介石的统治，非搞军队不可。后来“联办”开会决定：搞反蒋抗日的军事活动，分别派人到西北、西南各省。当时李宗仁、白崇禧提出“建设广西，准备抗日”的政治口号。我知道他们一直是反蒋的。经北洋军阀时代做过代教育部长的马邻冀老先生推荐，我去广西，受到李、白的礼遇。我看到，西安事变后，整个中国抗日救亡的决策已定，便向李、白建议早作准备。具体的做法是对全军连排以上干部进行政治训练，使他们在思想上适应长期抗日救亡战争。李、白二位先生听取了我的意见，决定成立第五路军干部政治训练班，白崇禧兼班主任，廖磊任教育长。并派我做干训班的政训科长。我每次讲课，廖都亲自来听。我围绕抗战问题一共讲了十三讲，分析了当时我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和国际形势，论证了只有国共合作，发动群众，持久抗战，才能最后取胜的道理，要求大家消除恐日情绪，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从那时起,廖磊对我就有了相当的了解。

没有好久，七七事变爆发，广西的两个集团军参加抗战，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是李品仙，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是廖磊。一九三七年秋，二十一集团军开赴上海参加淞沪会战，

打了几个月撤了下来，人员、武器损失惨重。这时，廖磊深感军队的政治工作很重要，便打电报要我去二十一集团军负责政训处工作。我应他邀请，在广西组织了一批倾向进步的干部，其中有少数共产党员。从广西到了武汉，原打算顺江而下，赶到上海附近，哪知这时日军已迫近南京，二十一集团军撤到了浙江，只好临时改变路线。在武汉时，我的秘书何德润(又名何希明，解放后任广东省副省长)是共产党员,他带我到中共办事处去拜会了董必武同志，请他指示工作。在那里我听到了董老畅谈形势、任务，这是我第一次直接受到中共的政策思想教育。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一集团军开赴安徽。当时李宗仁兼任安徽省主席，广西的部队都往那里调。我又随部队到达安徽合肥。

不久，在武汉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陈诚是部长，周恩来是第一副部长，黄琪翔是第二副部长。这样安排显然是陈诚代表国民党，周恩来代表共产党，黄琪翔代表第三党。我到中央去开会，首先去找黄琪翔。黄琪翔带我去见周副部长，他向周恩来同志介绍说：“邓昊明是第三党的老同志，一向紧跟邓演达，你们可以畅谈。”周副部长跟我谈了一个多小时，还送给我几本小册子，我记得其中有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这是我第二次受到党的教育和启发。那时，我认定中共的战略思想是正确的。回到合肥后，我决定按周副部长的指示认真贯彻执行。当时从上海退下来好几个文艺团体，我收编了一个团作政工队。队长刘保罗，是中共党员，老艺术家。这个队中有中共的组织，所以工作做得很出色。特别是刘保罗，要宣传什么事他马上就编出来，唱出来，廖磊也很赏识他。那时总部里一些处长、参谋、副官，看到政工队里有女同志就跑来拉拉扯扯，影响工作，我就找廖磊汇报了这些情况。廖把他们批评了一顿，这些人怀恨在心就造我的谣。一次，廖磊说我，“别人都说你是共产党。”我说：“我确实不是。”我知道廖磊很爱国，我说：“中国与其亡给日本，不如亡给共产党。共产党统治中国还是中国人，不跟共产党合作就一定要亡给日本人，这是明摆着的道理。”廖磊没有作声。从而我看出他对我这种观点没有什么反感，因此工作更放手些。

这年十月左右，我到衡山去参加总政治部的政工会议，回来时路过武汉，当天晚上去看白崇禧。白一见到我就说:“你来得正好，现在日军已快要包围武汉，你今晚就走。”他告诉我李宗仁已经辞职，廖磊兼任安徽主席，省政府撤到了立煌（即现在的金寨县）。廖磊在广西找了一批干部，已到武汉，有两部车子，今晚就起程。叫我跟他们一起走。这批干部中主要厅级负责人有陈良佐、汤尧。出发后，他们怀疑敌人包围武汉的形势已经形成，怕公路过不去，想先到老河口（位于湖北西北，当时是李宗仁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去看看形势。我说：“我们是新成立的省政府的干部，一定要赶到立煌，否则省政府工作开展不了。敌人以攻武汉为目的，不可能控制所有的公路。我有把握安全到达。”于是加速前进，结果很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并没有什么障碍。到立煌后，廖磊非常高兴，对我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那时总部撤销了政训处，想调我做四十八军的政治部主任。廖磊把我留在身边，不让我去四十八军。该军政治部主任由秘书朱遂代理。

初到大别山没有多少工作，我就跟陈良佐谈形势，谈我见到董必武、周恩来的经过和体会。他很同意我的看法。那时，我们每天晚上都下围棋，时常下到半夜。有一天围棋下完了，我从廖主席房门前经过，见他还没有睡觉，面对着墙壁看地图。我问：“你怎么还不睡？”他说：“情况很紧张，敌人已到滕家堡，离这里只有二十几公里，立煌受到威胁。”我一想，敌人刚刚打下武汉，他们占了那么大一片地方，兵力不足是肯定的，到我们这个四面是山的地方来干什么呢？重武器又不能发挥威力。于是就告诉他：没有问题，敌人不会来的。说完就先去睡觉去了。第二天我问：“怎么样？”廖磊说：“敌人退了。”通过这一连串的事，廖对我的意见比较重视了。我于是趁机同他谈我的看法，我认为要保卫大别山地区的稳定，就要坚持搞统一战线。当时章乃器已由秘书长调任财政厅长，秘书长由朱佛定接充（在李宗仁兼主席时，我曾向李建议，为了人尽其才，应由章任财政厅长）。我即向廖磊建议，办一个干部训练班,以便培养大批青年干部，提高行政效率，发动群众，坚持抗战。廖要我立即起草计划，我要他兼任班主任，他有意让我担任教育长。那时，陈良佐是民政厅长，章乃器是财政厅长兼动委会秘书，他们都支持搞统一战线。当时民政厅、财政厅是最重要的两个厅。我在廖主席面前能献计献策，统一战线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由于统一战线的形势好，四面八方来了许多进步人士，其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大别山一时十分热闹。

在那段时间里，我还对中共党员和对中共友好的进步人士做了工作，凡希望去当县长发动群众搞团结抗日的，我都向廖主席、陈厅长推荐。现在记得的有何德润、陶若存、王尔宜、朱遂等。

一天，廖磊告诉我，张云逸到立煌来，我说要热情接待。我见到张云逸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高敬亭的四支队军饷很困难，我为此事找了章乃器，他说问题不大。章乃器那时在交通要道设卡征收货物税，收入丰富，经廖主席批准，每月补贴四支队数万元。

这样一个好的形势维持时间不长。我清楚地知道，二十一集团军从参谋到军长、师长都是疑共怕共的，他们对廖磊的做法不满，常出怨言。这时突然从广西又调来了一批干部，主要是留苏回来的张威遐、胡学林，还有林中奇，这些人在广西时思想上就跟我不一致。他们一来我知道今后统一战线难搞了。首先我得到信息，要林中奇任干训班教育长。我看到大别山政治形势正向右转，就想到皖东去当专员，打游击。这个想法向廖磊提出，廖说：“你不是学军事的，只能纸上谈兵，到皖东去打游击不相宜。你要搞统一战线，现在新四军在皖南泾县云岭集中，你可以到那里去。你敢不敢过江？那里的专员是位老先生，叫毛龙章，原是刘振华的秘书长，六、七十岁了，我正想换一换。”我接受了廖的安排。

渡江前，我在桐城住了四天，给廖磊写了一份万言书，要他防止CC的破坏，防止内部的倾轧，团结一致才能坚持大别山的斗争，不团结大别山守不住。

我到江南后不久，听说张威遐接替了章乃器动委会的秘书，章乃器辞去厅长去重庆。以前搞统一战线是我们三个人，这时只剩下陈良佐一人，左右两派对立，廖主席没有办法应付，气得血压升高，不到半年便患脑溢血逝世，由陈良佐代理了几个月主席。不久，李品仙接任省主席。他以蒋介石的侄女婿韦永成接替陈良佐，任民政厅长。这样，在安徽搞统一战线的三个主要人都走了，形势来了个大转变。寿县县长何德润被迫带了团队参加了新四军。几个进步的县长朱遂、俞奋初都被抓起来坐牢，王尔宣被撤职。这几个人确实进步，如俞奋初当毫县县长，他手下的科长基本都是共产党员。一次，河南一个保安团起义，省政府打电报叫他堵截，他只做了个堵截的样子，把这个消息送给了陈毅同志。陈毅派人接应，起义成功了。但是，我知道这几个人确实不是共产党，便打电报给李宗仁、李品仙，给他们说情，都得到释放，离开安徽。当时的进步人士留下的仅剩陶若存、李天敏等几个人。如今追怀往事，不胜感慨系之。

资料来源：

《安徽文史资料》第二十四辑(1985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