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节赏王献之《中秋帖》

《中秋帖》，又名《十二月帖》，传为东晋书法家王献之创作的草书书法作品，纸本手卷，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中秋帖》原为五行三十二字，后被割去二行，现仅存三行二十二字。

释文曰：中秋不复不得相还为即甚省如何然胜人何庆等大军。

无款署，有明董其昌、项元汴，乾隆等人的鉴藏印跋。

王献之（344年－386年）东晋书法家、诗人、大臣，晋简文帝司马昱之婿。字子敬，小名官奴，汉族，祖籍山东临沂，生于会稽（今浙江绍兴），书圣王羲之第七子。官至中书令，为与族弟王珉区分，人称王大令。与其父并称为“二王”。

晋 王献之《中秋帖》卷（传）纸本草书

27×11.9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中秋帖》是著名的古代书法作品，曾被清高宗弘历（乾隆皇帝）誉为“三希”之一，意即希世珍宝。

《中秋帖》是《宝晋斋法帖》、《十二月割帖》的不完全临本，原帖在“中秋”之前还有“十二月割至不”六字。帖用竹料纸书写，这种纸东晋时尚制造不出，约到北宋时方出现。

从行笔中可知，所用毛笔是柔软的无心笔，而晋朝使用的是有心硬笔，吸水性较差，笔的提、按、转折往往不能灵活自如，常出贼毫，如此帖那种丰润圆熟、线条连贯、行气贯通、潇洒飘逸的效果是写不出来的。

清吴升《大观录》云：“此迹书法古厚，黑采气韵鲜润，但大似肥婢，虽非钩填，恐是宋人临仿。”据当代书画鉴定家研究，大多认为是宋米芾所临，故同样宝贵。

卷前引首清高宗弘历行书题“至寶”两字。前隔水乾隆御题一段。帖正文右上乾隆御题签“晉王獻之中秋帖”一行。卷后有明董其昌、项元汴，清乾隆题跋，其中附乾隆帝、丁观鹏绘画各一段。卷前后及隔水钤有宋北京“宣和”内府、南宋内府，明项元汴、吴廷，清内府等鑑藏印。

此帖曾经宋代宣和、绍兴内府，明项元汴，清内府收藏。民国时溥仪将其携出宫外，流散民间。建国前和王珣《伯远帖》一起被典当于香港一家外国银行。1951年底，典当期将满时，国外有人意图购获，周恩来总理闻讯，当即指示有关部门购回，入藏故宫博物院。

宋内府《宣和书谱》、明张丑《清河书画舫》、《清河见闻表》、《清河秘箧表》、汪砢玉《珊瑚网书跋》，清顾復《平生壮观》、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吴升《大观录》、内府《石渠宝笈·初篇》等书著录。

王献之《中秋帖》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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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张怀瓘《书断》中记载，王献之“幼学于父，次学于张（芝）。后改变制度，别创其法”。从记载可知，王献之幼年随其父王羲之学习书法，得其笔法，后又学习张芝，在此基础上，对前人书法进行大胆变革，创造出了一种不拘六书规范、省并点画曲折、务求简易流便的“破体”。王献之学习张芝，主要是效法其字字贯通的气势，变革发展了张芝的草书，即省并点画，务求简易，便于书写和血脉贯通。同时他又变革其父的草书，主要用“极草纵之致”，极力发挥“一笔书”的笔势。王献之笔下的草书既有别于张芝，又有别于王羲之，自成一家。而《中秋帖》其笔法上承张芝、右军之矩度，下启张旭、怀素之法门，在相当长时间内被人们视作王献之的真迹。

但现今有人认为， 《中秋帖》风格与传世的王献之《廿九日帖》、 《鸭头丸帖》相差甚远，书法痛快有余而沉着凝重不足，缺乏晋人书法应有的那种潇洒蕴藉的意蕴；该帖丰满的笔墨形态只有宋代那种较软的无心笔才能表现出来，而非晋代的有心硬笔可为；帖用竹料纸书写，这种纸东晋时尚制造不出，约到北宋时方出现。所以认为《中秋帖》是米芾旧藏王献之《十二月帖》的节临。且《书画舫》云：“献之《中秋帖》卷藏檇李项氏子京，自有跋。细看乃唐人临本，非真迹也。”清吴升《大观录》云：“此迹书法古厚，黑采气韵鲜润，但大似肥婢，虽非钩填，恐是宋人临仿。

王献之《中秋帖》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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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帖》的点画柔婉，富于变化。王献之是以楷法写草书的典范，在笔画圆转处应用楷书“起伏顿挫”之法、“节节换笔”之法，运用得恰到好处，自然流畅。清包世臣在《安吴论书·答熙载九问》中所说的：“世人知真书之妙在使转，而不知草书之妙在点画，此草法所为不传也。大令草常一笔环转，如火箸画灰，不见起止。然精心探玩，其环转处，悉具起伏顿挫，皆成点画之势。”这都在《中秋帖》中有体现。以“等”字为例，“等”字最末两画竖钩和点，王献之将其连写，又在圆转处加以顿挫。审视之后发现，圆转部分其实并不圆，而是由几个很短的直画组成。

《中秋帖》结字中宫较紧致，其点画的弹性和相互间的张力都明显要小。放得开、收得回、连得顺，是技术考量的重要尺度，此帖笔画全连，“复”“不”之间的连带，不太畅达；“不得”两字，略嫌拘束。当得起“神韵独超，天姿特秀”的赞誉。

《中秋帖》用墨浓重，转笔圆转外拓，起笔或藏锋或侧锋，提按自然，整幅字的笔画偏于丰肥，但又有个别瘦劲的连笔和字做补充，显得疏密得当、粗细变化。其用笔婉转流动，一气呵成，有“一笔书”之妙。而且《中秋帖》在草书中穿插了行楷，如第一行的“相”、第二行的“胜”等字。写的时候有快有慢，运笔有疾有缓，富有节奏感。

《中秋帖》整幅作品气势磅礴、雄迈飞动，与传世的王羲之书法作品中那种含蓄、古雅、流美的草书风格相比，显得神气外露；与王献之《鸭头丸帖》、刻帖《十二月帖》等相比，也略有差异。特别是写到最后一个“军”字，竖画向下延伸舒展，显得气势奔放，但没有一连到底。正是“大鹏抟风，长鲸喷浪，悬崖坠石，惊电遗光”。但这种放纵豪情中，又蕴藏着清雅洁净的气息，再现晋人书法那种天然去雕饰、秀媚洒脱的时代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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