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卡差点消灭这个苏联情报机构，但克格勃和苏联消失了它依然健在

契卡、内务部、克格勃等苏联情报部门的名词一直为人们所熟知，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被较易弄混的苏联情报部门也经常出现在历史书刊中，那就是专职军事情报的格鲁乌，格鲁乌与前者虽有业务重叠，但不能混为一谈，从契卡到克格勃等沿革机构闻名于世除了在于强大的情搜能力，还在于承担血腥十足的政治工作，而格鲁乌相较于此更侧重军事情报，两者是同时存在但责任不同的情报机关，也正因为如此，两者存在竞争关系，以至于格鲁乌差一点被这个“最革命”的竞争者消灭，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克格勃随着苏联解体被拆分成联邦安全局、对外情报局等部门而消逝时，格鲁乌却保留了下来，并继续成为现今俄罗斯一支插入对方军事情报的一把利剑。

一、东拼西凑

事实上相对于契卡这种一开始更侧重于政治工作的革命机构，历史上四处征伐的俄罗斯在建设军事情报上则要更久一些。1810年为应对拿破仑大军，成立了隶属于俄罗斯帝国陆军总参谋部的特别部搜集军事情报，1815年又将情报职能转移至外交部门，后来又分散到军队中的各个单位，直到1906年才归为总参谋部（GUGSH）下属的第一总军需办公室的一部分的第五（情报）办公室，1910年第五办公室转变为特别办公室（情报和反情报），下属有五个部门分别负责帝国的各个方向的邻国军事情报，然而十月革命撕裂了这一组织，该部门负责人彼得·费奥多罗维奇·里亚比科夫曾向所有武官发电要求他们继续工作，然而下属给出了拒绝与苏俄当局合作的答复，不过里亚比科夫向当局隐瞒了这些负面态度，但一名特工叛逃法国情报部门促使苏俄决定召回这些派外人员。

十月革命

虽然GUGSH负责人波塔波夫曾成功劝阻苏俄召回情报人员的做法，但情报人员的不断叛逃以及苏俄内战的爆发，促使这个旧机构走向历史。1918 年3月成立了领导红军的最高军事机构最高军事委员会（VVS），而其下属的指挥部门则是对GUGSH进行拆分重组，5 月初全俄总参谋部成立，并在其下仿造特别办公室成立负责军事情报的军事统计部（VSO），除此之外VVS还在先前成立了军事人民委员部侦察部队、空军侦查部，因此此时的苏俄有三个军事情报单位，不过由于没有一个协调机构和情报共享，再加上人员和资金困难，所以根本运行不起来，许多长期外派人员仅为了月薪而活动，一旦没钱就撩桃子走人，截至1918年9月1日，军事人民委员部情报部门仅有34名常驻特工。

最高军事委员会标识

1918年9月VVS改组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RVSR），10月14日发布了RVSR第94号令，其中第3款规定：“所有军事控制机构和人员情报的领导权应集中在RVSR战地指挥部的管辖之下。”1918年11月5日，格鲁乌的雏形登记部成立。统一部门是成立了，但人员招聘存在困难，一方面情报专家都是前帝俄人员所以与当局互不信任所以鲜有专业人士加入，而另一方面党内人员又缺乏专业人员，1918年11月至1919年1月动员起来的20名党员中，有13人被证明不适合从事谍报工作，再有两人提供的情报基本无用，截止1919年初注册部仅有89名特工，有鉴于形式的发展登记部进行了结构重组，根据新条例登记部是“秘密情报情报的中央机构”，直接向RVSR报告，下属地面情报、海军情报、军事审查、旧军队顾问处四个部门，然而还未来得及发挥用处便遭到打击。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标识

1919年7月初，发生了所谓的“战地指挥部事件”。契卡为了将军情工作也揽下，以参与阴谋反革命组织、准备政变的罪名逮捕了包括一些情报顾问在内的战地指挥部成员，不久又炮制了一份关于“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战地指挥部白卫队组织案”的报告指出这些人是企图政变推翻苏维埃政权的“白卫队”，同时有50%不符合政治要求的新学员被开除，外围情报网也被清洗，整个领导层被频繁更换。虽然契卡在中央的庇护下有恃无恐地随意逮捕，但却直接得罪了红军的缔造者RVSR主席托洛茨基，在托洛茨基的干预下，一些被捕人员被无罪释放，负责此次逮捕工作的契卡负责人被撤换，登记部也因此才有幸保存下来未有被消灭。

托洛夫斯基

二、业务扩展

经过一波三折登记部还未发挥较大作用的时候，内战逐步接近尾声，对手从此前的白军变为国际敌对势力，所以登记部再次改组。1920年1月1日根据新条例，文件中的情报任务表述为“揭露敌视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和中立国家的军事、政治、外交和经济计划和意图，以及可能对共和国造成这种或那种伤害的个别团体和阶级……”，组织结构上该局设有动员部、作战部、信息部、经济财务部4个部门和一个指挥部， 8 月接管登记部的第五位负责人扬·达维多维奇·伦茨曼发现他接手的其实是个烂摊子，中央与地方的行动难以协调，国外和地方单位的情报特工们酗酒、挑衅和投机行为盛行，于是机构再次重组为业务（机构）部门、信息部门、综合部门、组织部门以及经济财务部门五个部门，外派人员的条件为20至30岁有地下工作经验的红军，非党员必须有两个党员同事做担保。

登记部首任负责人谢苗·伊万诺维奇·阿拉洛夫

1920年底登记部领导层下达了将外国党组织特别指定的共产党员纳入外国情报网络的任务，伦茨曼指出：“现在，当全世界都处于激烈的内战状态时，在所有资产阶级国家中，共产党不仅是我们的朋友，也是我们阵营中的积极战士。因此，他们接受并必须积极参加各种斗争和各种工作……情报工作才能大规模地进行并产生成果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后，苏俄红军进攻华沙，各国左翼人士欣喜若狂，在此背景下，数百名欧洲年轻人加入登记部，军情机构成功在超过十五个国家运作，特别是波罗的海国家和巴尔干地区，高尔察克领导的白军总部也被其渗透。1921年，为统一红军的指挥机关，RVSR下辖的战地指挥部和全俄总参谋部合并为工农红军司令部，登记部改组为隶属于工农红军司令部红军总部情报局，一个更团结的红军及军情组织就此确立。

苏俄内战

军情部门的发展令契卡眼红，1920 年11月契卡主席捷尔任斯基曾请求列宁通过一项决议将登记部隶属于契卡，契卡领导层对其将有事务决定权和人事任免权，这一做法遭到军方的反对，于是契卡也成立了自己的对外情报部门外交科，但经过妥协外国特工同时为两个情报部门工作，无疑造成很大混乱，对外情报网直到1925年才理清分割成两者。除此之外苏联以外的共产党也不愿成为情报局的附庸，许多欧洲共产党事实上拥有合法地位，而与苏联情报部门的联系无疑动摇了其合法性，虽然军情局曾试图让外国自愿者先剥离与党的关系，但警方不是傻子而被这种掩耳盗铃的办法糊弄，而这些自愿者多为积极性高而经验缺乏，这就导致间谍多次被曝光牵连到在拥有合法外交人员身份的军情特工，给试图打破外交僵局的苏联造成极大的压力。

契卡之父捷尔任斯基

情报局、契卡、共产国际的明争暗斗极大的损害了苏联的对外情报，这一切直到扬·卡洛维奇·贝尔津的成为新一届负责人才有所改善。贝尔津本人就出身于契卡，所以有丰富的情报经验，在捷尔任斯基安排下才步入军情局，任职期间在各国建立了庞大的情报网络，并通过军事技术情报获得的信息和材料使国家节省了数千万卢布的外汇，这有助于增加外国军事情报机构活动的资金，虽然1926年斯大林曾明令禁止招募外国共产党为情报人员，但贝尔津依然在共产国际中发展特工，而苏联历史上的许多著名特工也诞生于此，理查德·佐尔格、利奥波德·特雷伯等人便是在此期间发展的，不过这种作法也不是一直奏效，1935年由于丹麦共产党的不严密造成四名苏联高级特工被捕，这一丑闻直接导致贝尔津的下台。

理查德·佐尔格

三、同行打压

贝尔津下台后红军情报统计局（总部情报局在1926年改组为红军总部第四局，1934年改组为情红军情报统计局）由谢苗·彼得罗维奇·乌里茨基负责。乌里茨基军人出身，所以作法粗暴而直接与契卡的后继机关内务部发生冲突，而此时正是内务部权力巅峰的大清洗时期，于是1937 年乌里茨基被以参与反苏联军事阴谋和间谍活动的罪名逮捕，次年被处决，而贝尔津再次被恢复职位，然位置还未坐稳该局召开了闭门党员会议，党委书记报告“关于将被内务人民委员部作为人民敌人逮捕的情报部门前雇员排除在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的行列之外。”有20名该局高级人员被控“人民的敌人”，8月1日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情报部门出现“人民公敌”的情况后解除贝尔津的职务，亚历山大·马特维耶维奇·尼科诺夫作为代理局长也仅待了4天就被控参与红军法西斯军事阴谋被捕，两人均在不久被处决。

扬·卡洛维奇·贝尔津

从那时起军情局每个月都会召开一次党会，每次都有人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1937年几乎整个军情局的领导层被摧毁，不止是刚刚提到的时任负责人，在他们之前的历任前辈除该局第二任负责人古谢夫1933年病逝而“幸运地逃过一劫”外均被逮捕或处决，首任负责人谢苗·伊万诺维奇·阿拉洛夫被捕后也面临处决的危险，好在内务部头子叶若夫在此之前被斯大林冷落而处决。由于大清洗军情局缺乏专业人士，苏共中央认为在情报领域无产阶级出身比一切都重要，外语、知识等被认为是“犯罪要素”，军情局的负责人也变为从内务部直接调来的谢苗·格里戈里耶维奇·根丁，而他也根据命令将清洗范围扩展到海外情报网，佐尔格一度被决定召回但又取消，然而清洗很快也到根丁头上，1938年10月被以间谍罪处决，他的继任者奥尔洛夫也被控为德国从事间谍活动于1940年处决。

谢苗·格里戈里耶维奇·根丁

对军情局的清洗直到苏德战争前夕依然持续，接替奥尔洛夫的伊万·普罗斯库洛夫空军出身，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是一个耿直的红军战士，苏联入侵芬兰前普罗斯库洛夫曾指出苏军准备不足，却引来了高层的敌意，苏芬战争苏军也确实伤亡惨重，结果高层指责普罗斯库洛夫的情报不力才导致战争失败，普罗斯库洛夫拒绝背锅得罪斯大林。普罗斯库洛夫的“作死”不止于此，1940年6月普罗斯库洛夫警告斯大林一旦法国被迫投降德国人就会开始准备入侵苏联，不过“无所不知”的斯大林坚定不移地相信希特勒会遵守互不侵犯条约相冲突，并在7月替换掉普罗斯库洛夫这个“讨厌鬼”，结果次年6月德军果真如普罗斯库洛夫预料的那样入侵苏联，然而他不仅未受重用，反而在入侵后的五天被捕，内务部头子贝利亚未经审判便以削弱苏军阴谋的罪名处决了普罗斯库洛夫。

伊万·约西福维奇·普罗斯库罗夫

苏德战争爆发后，战争的需要也让普罗斯库洛夫这个“吹哨人”倒霉地成为针对军情局大清洗的最后一个牺牲品，而准备不足的军情局在战争头六个月虽仓促投入一万人到敌后战场可根本挡不住德军的进攻，但在莫斯科战役中曾获得敌方进攻时间、敌人包围图拉的计划等重要情报，不过为了获得这些情报损失惨重。1942 年1月国防委员会总结出军情局有结构不科学、未有合适负责人、后勤不足、缺乏极其必要的军事和破坏情报部门，根据命令情报局改组为情报总局（GRU）并直接隶属于国防委员会（类似国防部），即大名鼎鼎的格鲁乌（俄语缩写ГРУ，意为“情报部”），总参谋部（由司令部1935年更名）内部组建了总参军事情报局负责前线情报局（RU），然而军事情报部门的结构改制并未结束。

二战中的苏联游击队

四、基本定型

GRU和RU的建立是将原军情局的职能拆分成两个部门，其中最直接获取情报方式的人力情报这块是由GRU负责而非更前线的RU，这就导致了前线未能第一时间获得情报，这种混乱一度导致在反攻阶段初期就有数百名情报人员损失。于是在1943年春GRU的大部分职能又被移交给RU，GUR仅负责开展外国情报工作，RU的此时的结构为负责军事侦查的一部、人力情报的二部、信息处理的三部，除此之外还有负责政治、调查等若干个配套部门，RU每天都会向参谋部提交过去24小时内前线局势的报告，并每周一次以附录形式提供德军兵力编组图，GRU则会提供涵盖了军事技术、军事经济和军事政治性质的广泛情报，除此之外在敌后还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给予敌军沉重打击，库尔斯克战役前夕军情局开展数千次袭击俘虏了数百名俘虏，使苏军探查到敌人的进攻时间，库尔斯克会战也以苏军胜利告终。

库尔斯克会战

二战结束前后，抢夺核武技术是军情局的一大任务。德国物理学家克劳斯·福克斯在希特勒上台后流亡海外，其被英国邀请参与原子弹研制项目，然而人们不知道的是他隐藏了自己曾是德共的身份，而他也在1941年主动与军情局取得联系，作为英美原子弹合作的一员他在1943年进入美国，然而其联络人却变成内务部的人，这是贝利亚为了抢夺功劳而强揽的，不过除了福克斯，格鲁乌还有其他线人，特工阿瑟·亚历山德罗维奇·亚当斯利用无线电工程师的身份接触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透过招募左翼科学家获得了数千页的报告，但FBI的发觉致使线索中断，虽然格鲁乌还有许多原子弹情报网，但是苏联关于核情报的来源主要归功于国家安全机构的外国情报，因此总体来说格鲁乌在核搜情中是略逊于贝利亚的安全机构。

苏联第一颗原子弹

虽然搞核情报略逊于人，但冷战的开始使得军情依然是重中之重。为了适应新形势，1945年6月，GRU和UR再次合并为一个部门红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简称依然是GRU格鲁乌），似乎这种统一还不够，外交部长莫洛托夫鉴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涵盖了政治和军事情报，1947年说服斯大林将格鲁乌和国安部（内务部后继者）的对外情报职能被剥夺组成外交部下属的信息委员会（CI），莫洛托夫的真实动机是什么人们不得而知，但这确实提高了他的政治资本，不过显然他很不适合情报工作，参谋部和国安部需要情报支援时需先找斯大林再找莫洛托夫，繁杂的官僚文书使决策过程复杂化，而特工们嫌弃莫洛托夫的不专业甚至避免向大使通报他们的工作，工作效率极其低下，有鉴于此CI最终分别在1949年和1951年将其权力归还给格鲁乌和国安部而不复存在。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

冷战期间格鲁乌在欧美国家建立了强大的情报网，主要工作方式为透过利用外交身份的间谍搜集情报或者利用金钱收买对方重要部门雇员作为代理人，格鲁乌甚至试图发展二战德军战俘以期在释放回西德后为其所用，然而这一尝试较为失败，许多人返乡后转手就将联络人卖了，甚至有人以自杀抗拒为苏服务。当然格鲁乌还是有许多成功案例，俄裔法国公民德米特里·沃洛霍夫作为核工程师被格鲁乌收买，通过其汇报的浓缩铀数量苏联确定了法国可拥原子弹的数量，类似沃洛霍夫这样的特工还有许多，法国陆军部一名官员曾向格鲁乌提供了一份价值100万法郎的秘密文件，文件显示法国将对苏联60座城市发动核打击，可见格鲁乌对法国这个北约重要国家渗透之深，而这名代理人在后来还为格鲁乌提供了将让苏联付出惨重代价的名字——彭科夫斯基。

奥列格·弗拉基米罗维奇·彭科夫斯基

奥列格·弗拉基米罗维奇·彭科夫斯基是格鲁乌第三（科学技术）局特别部门高级官员，1960年开始以苏联科学代表团成员的身份访问西方，然而他在次年便被英国情报部门收买并利用职务之便将数百名格鲁乌特工信息、苏中外交关系、导弹情报等高价值讯息源源不断传给伦敦，次年9月那名法国代理人将彭科夫斯基叛逃的情报告知格鲁乌，但后者不相信而一度未有理睬。其实在此之前就有渗透英国的克格勃特工乔治·布莱克曝出相同信息，所以格鲁乌没发现但克格勃已经注意到了，在收集到更多的铁证后彭科夫斯基于1962年10月被克格勃逮捕，次年判处死刑，鉴于其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如何获得高阶情报存在争议，且除其外无他苏联公民被制裁，审判他的50岁军事司法中将鲍里索格列布斯基也在审判后仅一年就突然逝世，所有秘密均被带入坟墓。

乔治·布莱克

彭科夫斯基直接导致了时任格鲁乌负责人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下台，负责调查该案的克格勃第一副主席彼得·伊瓦舒京成为新一任格鲁乌局长，也是历史上担任该职最长时间（25年）的人。伊瓦舒京并没有大规模撤换人手，但进行了工作改革，一是加强高素质军事情报人才培养体系、二是发展电子技术、三是成立一个新部门利用外太空领域搜集情报，得益于此70%有关美国的情报来自于格鲁乌一个由2100 名专家组成的无线电拦截中心，该中心监视到美国境内的电话通讯、商业卫星、军事和商业通信，而航天技术的结合让格鲁乌的情搜技术更上一层楼，从1964年开始间谍卫星发射频率达到每年9颗，该项技术的实践被广泛运用在与中国的军事冲突中，在铁列克提事件后苏方就一口气发射了15颗卫星，如此密集地发射间谍卫星也成功让苏联侦查到我国正在研制自己的卫星。

彼得·伊瓦舒京

格鲁乌最让人熟知不仅是情报还有特种部队，而伊瓦舒京时期格鲁乌特种部队也有较大发展。格鲁乌特种部队早在1949年就成立，主要职能是渗透和深入敌后，而1968年和1970年又成立了两个“学习团”来培训专家和士官，截止1978年格鲁乌特种部队已拥有 20 个旅和 41 个独立连。格鲁乌特种部队第一次大规模海外执行任务发生在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入侵开始时100名特种部队乘坐飞机以“引擎故障”为由迫降至布拉格机场，一下飞机便迅速占领机场，为后续大部队的到来铺平道路，仅一天时间苏军就在几乎未遭抵抗的情况下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可谓快准狠，而在入侵阿富汗战争中格鲁乌特种部队也被广泛应用，开战之初就参与了成功斩首阿富汗总统阿明的任务，整个苏阿战争中共有800名格鲁乌特种部队阵亡。

1988年在阿富汗的格鲁乌特种部队

五、时代碰撞

1987年身体已不太行的伊瓦舒京转任国防部总监察组，代之的为无情报经验的弗拉德连·米哈伊洛夫，领导的无能和处于苏联改革风浪时期的格鲁乌在情搜上毫无成绩，那段时间获得的情报中97%来源于公开信息（报纸、杂志等）、2.7% 的文件被归类为“官方文件”，仅有0.3% 的文件被归类为“机密”。1991年苏联解体前后，格鲁乌作为军事情报局相对于克格勃那种积极涉政的情报机构在参与变革中的作用较小，尽管如此格鲁乌依然被指责支持国家紧急委员会一边，苏联格鲁乌最后一任局长蒂莫欣担心被免职积极与媒体接触改善形象，最终的结果是格鲁乌幸运地没有像它的竞争对手克格勃那样与苏联一样被解体，只不过由于领导机构从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更名为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使得其前缀发生变化，但“情报部”（格鲁乌）的这个称谓并没有变化。

俄罗斯格鲁乌的旗帜

1992年5月格鲁乌完成从苏联到俄罗斯的更名，然而蒂莫欣仅仅三个月后便被调他职，负责信息处理的费多尔·伊万诺维奇·拉迪金接任其职。拉迪金时期面临的是变革后的动荡，他多次为部门申请公寓分配，但由于资金困难大部分公寓被国家分配给杜马代表，除此之外无力负担的格鲁乌干脆直接将一些次要国家的情报网完全关闭，特种部队旅也仅剩4个，其中两个还被转给空降部队，1997年拉迪金熬到60岁退休了，接替他的科拉贝尔尼科夫是一个身处前线的将领，车臣战争中曾一度受伤，格鲁乌特种部队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损失惨重，而科拉贝尔尼科夫将带领格鲁乌雪耻，二次车臣战争爆发后格鲁乌特种部队定期袭扰敌方补给线限制对方游击战，同时还玩起以夷制夷，隶属于格鲁乌的车臣族特种部队成立，成为俄罗斯少有由中央控制的车臣族军。

2008年格鲁吉亚车臣族东方营士兵

2004年车臣匪首泽利姆汉·扬达尔比耶夫在卡塔尔参加完祷告后便被他乘坐的SUV下安装的炸弹送见真主，该行动疑似由格鲁乌完成，不仅是这些粗活，格鲁乌在谍报领域依然发挥作用。例如作为北约扼制俄国最前沿的爱沙尼亚就是渗透目标之一，2007年爱沙尼亚陆军丹尼斯·梅察瓦斯前往俄国度假时来了个一夜情，但翻云覆雨被格鲁乌记录下来用于勒索其作为格鲁乌的代理人，丹尼斯为俄国提供了北约在爱沙尼亚弹药贮存点的一些部署位置，后来升任至炮兵监察局参谋更接触到一些国防部的机密情报，他父亲更是在“故国苏维埃”的感召下心甘情愿为格鲁乌服务，这些潜伏活动直到10年后才曝光，类似丹尼斯这样的格鲁乌代理至今依然活跃在世界各地，甚至在美国大选中都有他们的干预，可谓无孔不入。

丹尼斯·梅察瓦斯

纵使科拉贝尔尼科夫功绩再大，也架不住他与上级的冲突，2008年俄罗斯开始推动军事改革，旨在重组俄军编制和指挥架构并进行缩编，格鲁乌作为军队单位自然也是改革对象，据说拟议的一些改革包括解散格鲁乌控制的几个陆军特种部队旅，以及将一些格鲁乌结构的指挥权重新分配给苏联安全部队，愤怒的老将在08年11月丢出辞呈，最终在次年被解除职务。自由主义改革的总体方向是分离政治和军事，可能出于这样的原因军事改革也存在这样的色彩，于是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总局（GRU）更名为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总局（GU），“情报”这个字眼被剥离出去，事实上其依然保留情报职能，至于具体的内部改革则出于机密未有人全面了解，大名鼎鼎的格鲁乌就这样被改掉，但国防部从未发布过正式命令，所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依然保持格鲁乌的称谓。

科拉贝尔尼科夫（第二排）出席格鲁乌成立 100 周年纪念活动，2018 年 11 月 2 日

随着“新冷战”的开始，格鲁乌继续大放异彩。2014年俄国吞并克里米亚的“小绿人”中就有格鲁乌特种部队，顺便一提瓦格纳的许多元老也出自格鲁乌，而2015年开始格鲁乌还参与叙利亚的干涉行动，直接让阿萨德政府支棱起来，这些大手笔均出自2011年开始担任格鲁乌局长的伊戈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塞尔贡，然而玩常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2016年塞尔贡出现在黎巴嫩，而黎巴嫩的真主党又与他及叙利亚政府关系密切，所以肯定不是去闲逛，结果一下子就猝死，俄国对外宣称是心脏病并追授“俄罗斯联邦英雄”称号，由此可见就算是21世纪的今天，这种刀光剑影的精彩谍战依然上演，而这种戏码则在俄乌战争中由俄国格鲁乌与苏联格鲁乌的后继者之一的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的厮杀中走向高潮，至于这两个曾经的同袍谁更胜一筹将由时间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