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甲归田甘祖昌：开国第一人，回乡务农29年，后被写入语文课本

古人云：将军等来胜利后，旋把战马解归田。解甲归田自古以来就是对有德之将的赞扬，而在历史上却鲜有人能做到。

在我国的开国将军中，其中有一位名叫甘祖昌。他是对中国革命有重要贡献的老红军，也是新中国解甲归田第一人，他淡泊名利的精神被人们传唱至今。

参加革命

1905年5月，甘祖昌出生在江西省莲花县坊楼镇沿背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甘祖昌从小便聪明懂事，六岁的时候甘祖昌想要读书，但是家里并没有多余的钱来供他上学，后来还是在舅舅的接济下进入村里的私塾读书。

一年之后，因实在供养不起，甘祖昌只能辍学回家。每天跟着父母起早贪黑的干农活、做家务。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8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大人给村里富人把稻谷挑到萍乡加工成大米，卖给安源煤矿的工人，再买上食盐、煤油和鞭炮等日用品挑回村里，由富人在当地开店卖给百姓。

每一次都要翻山越岭来回80余公里，才能挣到4个铜板。

甘祖昌亲身经历过农民的艰苦，所以他一直想改善这种状况。

1926年7月，甘祖昌在家乡参加了农民协会，之后他认识了时任江西省农民协会委员长的方志敏。

方志敏在坊楼召开群众大会，宣传革命的道理，甘祖昌就在下面认真地听。会后，甘祖昌主动找到方志敏，请教问题。

方志敏对甘祖昌说：“记住我的话，穷人要翻身，就得闹革命！”

正是这句话，对引导甘祖昌走上革命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27年8月，经谢运鹏、苏国珍的介绍，甘祖昌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12月，因甘祖昌后勤工作非常出色，被组织提拔为湘赣军区红军兵工厂的副科长，主要是负责制定生产计划、采购原料，还兼任会计、出纳，管理百余职工的伙食。

甘祖昌在工作中，经常和其他同志讨教，总结他人的建议，以百姓角度看待问题。定制合适的生产计划表，还亲自到厂房和农民一起做生产。

1934年11月，湘赣军区兵工厂被编为红六军团工人连，甘祖昌跟随主力红军长征。

在长征的途中，甘祖昌发挥出出色的后勤能力。每当部队停下来休息的时候，他就会组织战士们去挖野菜、草根，尽量减少粮食的消耗，寻找干净的水源，提醒战士们不要乱喝污水。

正是由于他的后勤筹划，才让红军长征多了一份保障。

抗日战争爆发后，甘祖昌所在的部队被改编为八路军第120师359旅。甘祖昌任旅供给部军需科科长。除了负责筹备粮食，还要为战士们筹备军械武器。

众所周知，八路军的弹药不如国民党那样充足，为了不给战士们拖后腿，甘祖昌经常带人袭击敌人的弹药库，奔赴在抗日最前线。

白手起家

1939年初，国民党封锁陕甘宁边区。很多物资无法运送进来，我党不仅面临着物资问题，还面临着安全问题。

于是，中央将359旅从前线调回陕北，一面执行着保卫党中央的任务，一面进行大生产。

当时，组织上交给甘祖昌的任务是负责领导修械所、纺织厂、鞋袜厂等军需工厂。在一没原料、二没厂房、三没工人的情况下，想要完成任务可谓是困难重重。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甘祖昌每天都要来回奔波。没有原料就派人购买，从小路偷偷穿过敌人的封锁，将原料带回来；没有厂房就自己建；没有工人就去动员群众。

甘祖昌在克服重重困难之后，终于办起了纺织厂。在他的领导下，同志们很快就投入了井然有序的工作中，在短期内就解决了全旅1万人的穿衣问题。

由于甘祖昌工作成绩显著，1941年，他被提升为359旅供给部副部长。

1941年冬，甘祖昌随359旅进驻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

有过先前的经验之后，甘祖昌融入群众中，从中吸取经验。在经过艰苦的奋斗之后，部队做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949年，甘祖昌调任一兵团后勤部部长，进军新疆。

10万大军进军新疆，军粮要如何解决？如果靠内地供应，路线太长，远水解不了近渴不说，如果路上遇到什么问题，总不能让战士们饿着肚子干等。

甘祖昌向王震建议先将新疆的情况摸清楚，再作决定。王震觉得甘祖昌说得十分有道理，于是同意了他的建议。

甘祖昌把后勤人员分成4个组，打探新疆各个地方的情况。经过20多天后，他们终于走遍了戈壁牧场，陆续归来，汇报调查的情况。

甘祖昌经过总结后，向王震汇报说：“有办法，新疆连续3年丰收，群众把粮食埋在地窖中，不给反动派吃。原因是国民党政府不收他们的羊毛，牧民们没钱买盐和茶叶。我们可以和苏联大使馆商洽，用牧区的羊毛换日用品，解决牧民的生活困难，粮食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王震觉得这个办法可行，便同意了。

经过商谈后，苏联同意先提供一批茶叶、盐、布等日用品，用羊毛偿还。

甘祖昌把后勤人员分成很多小组，用银元、人民币和日用品来收购牧民的羊毛和粮食。牧民们发现他们用同等粮食换得的实物，比国民党统治时多一两倍，于是便纷纷拿出粮食来换日用品。

这样，不但顺利解决了10万大军的口粮问题，而且密切联系了人民军队和新疆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

正当甘祖昌为建设新疆日夜奋战的时候，敌人的魔掌却暗中向他伸了过来。

1952年春，甘祖昌到郊区检查工作，路上经过一座30余米长的木桥。由于桥板被歹徒锯裂，甘祖昌乘坐的车子翻到河里，甘祖昌身负重伤。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他的外伤虽然愈合了，但是却留下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

1953年以后，甘祖昌的脑震荡后遗症越来越严重，经常昏倒。后来转到庐山疗养治疗，经过一年的休养，身体仍然不见好转。

1955年，在授衔仪式上，虽然甘祖昌没有上过一线战场，但是他的后勤工作是战士们的强大后盾。最终，授予少将军衔，他穿着将军服，神采奕奕。

回到家后，甘祖昌对妻子说道：“我做的工作太少了，组织上给我的荣誉和地位太高了！”

此后，他不止一次向组织写报告：“我自1952年跌伤后，患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不能再做领导工作了。但是我的手脚还是好的，请求组织上批准我回到江西农村去，我愿意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贡献。”

当时，组织并没有批准他的申请。

1957年，他又一次写了申请，这一年恰逢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到新疆检查工作，于是他找到萧华，当面提出申请。

最终，组织上批准了他的回乡请求。

回乡种地

1957年8月，甘祖昌带着家属从新疆动身回到老家。返乡时，从新疆到江西全家11口人的行李只有3个箱子。

初冬的一天，甘祖昌把全家人召集到屋后的虎形山上说：“我们队里人多田少，应该扩大耕种面积，把这片荒山开垦出来种上蔬菜，种上果树多好！”

之前也有人打算在这片荒山上种些庄稼，可却都失败了。

于是小弟洪昌说：“这片黄泥山不长庄稼，种上也是白费力！”

甘祖昌摇摇头说：“不是土质不好，而是开垦的方法不对。南泥湾土质比这更差，庄稼同样长得很好。主要是挖得深，水分可渗入底层，不容易被太阳晒蒸发掉。”

大家听他说得有道理，于是就按照他的方法先把表层土挖五六寸深，然后放置一边，再挖深下去一尺，然后把表土覆盖在上面，施上些农家肥。

甘祖昌带头干，经过一个冬天的挥汗如雨，挖断了六七八锄头。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春天，在这片用汗水浇灌的土地上，终于长出了半斤重的大萝卜、十几斤重一兜的大番薯。

乡亲们看到甘祖昌的成果后，也开始向荒山进军。

甘祖昌所在的坊楼沿背大队有1400亩耕地，其中有600亩是冬水田，常年水汪汪的，产量只有200来斤，根本不够吃的，只能依靠国家的返销粮。

怎样改造好冬水田，成为甘祖昌思考的问题。

在查看了16个垅、60多块冬水田的土质后，甘祖昌想起了城市挖下水道排除污水的方法，便把队干部召集起来开座谈会，谈自己的想法。

生产队长说：“开沟排水的确是个好方法，可以先搞一丘田做实验。”

在甘祖昌的倡导下，队里成立了改造冬水田的实验小组。经过实验，开排水沟的方法成功了，当年种的红花草，第二年就获得丰收。

接着，甘祖昌的方法就在全大队推广开来。经过三年的努力之后，亩产提高了300多斤，脱掉了“吃返销粮大队”的帽子。

修建水库

1962年农历大年初二，坊楼公社书记刘可兴来甘祖昌家里拜年，顺便和他商量一下怎么提高水田的产量。

两个人寒暄之后，甘祖昌说道：“老刘，全公社七八百亩水田，亩产量只有400多斤，每年要吃300完近返销粮。咱们种田的没饭吃，这个问题你非解决不可。”

刘可兴说：“我今天就是特来向你请教的，说到种地，还是得靠您老人家支持把产量搞上去。”

甘祖昌说：“好嘛，我们合作！”

刘可兴提出修水库引水灌田，这正说到甘祖昌的心坎上。

为了修建水库，甘祖昌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吃了早饭就往工地上赶，去和青年们一起劳动。

知道他的身体不好，大家不想让他太劳累，就劝他去休息，他却说：“我们得抓紧时间在来年春天雨季前完工，一发春雨就糟了。”

到了十月中旬的时候，陂坝已经修建3米多高了，结果忽然下了下了一夜暴雨，河水浊浪翻滚，汹涌而下，3米多高的陂坝被冲垮了，就连基底那几十吨重的基石也被洪水挪动了位置。

长久辛苦的劳动成果一夜之间化为虚无，大家有些失落，也有些发愁。甘祖昌却笑着说：“同志们，大水冲掉了我们修的陂，老天爷毁掉我们3000个工，我们要它赔偿一万个工！”

见大家听不太懂他的意思，于是解释道：“我们修陂不是为了引水灌田吗？要灌田就要挖沟修渠。天晴了两个多月，泥巴像石头一样坚硬，开渠费工又费力。现在下了一场透雨，土质松软，开渠一个工能抵三四个工，这不是老天爷赔偿我们一万个工吗？”

甘祖昌的一席话使大家看到了希望，干劲又上来了。

10天之后，洪水消退，大家又回到修陂工地，重新开始修建水库的工程。

经过5个多月的奋战，只花费了12.1万元资金，一座高19.5米、长25米的浆山水库便建成了，21.5公里长的水渠同时也完工了，渠水灌溉了十几个大队的数千亩农田，全公社的水稻产量翻了一番。

水库刚建成，甘祖昌和技术员王新安又开始研究发电站和水泥厂等配套工程的建设，甘祖昌通过老战友帮忙，从福建购买了一套500千瓦的发电机组设备。

王新安没有搞过水电站，不知道如何安装发电机组。甘祖昌一边鼓励他刻苦钻研，攻关破难，一边派懂技术的人员与他一起到吉安、萍乡等地参观学习。

王新安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将发电机组安装完成。全公社家家户户都装上了电灯，彻底结束了点煤油灯的历史。

修建桥梁

1968年冬，因家庭成分而被“清洗”的建筑工程师刘乃基从西藏返回老家。大队造反派没收了他的存款和贵重衣物，让他在两间危房中居住，一边监督。

甘祖昌知道后，立即来找有关人员，对他们说：“据我了解，此人曾在西藏和平建设中立过功，同时有一技之长，应该按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办事。建议安排他在社办企业工作，专门负责全公社的桥梁建筑。”

随后甘祖昌找刘乃基谈话，让他不要对生活丧失信心，鼓励他为家乡的建设出力。对于刘乃基的基本生活，甘祖昌也给予了适当的照顾。

甘祖昌的行为让刘乃基十分感动，他说：“我一定会好好工作，报答大家的关怀！”

从1969年开始，甘祖昌和刘乃基冒着严寒，顶着酷暑，为全社的建桥事业奔忙。

短短的3年时间里，甘祖昌带领群众修建了12座大小的桥梁，改善了全公社的交通条件。

为了集体的事业，甘祖昌捐献了自己大部分工资和多年的积蓄。他常说：“为人民做有益的事，就是共产党人的理想。”

1975年4月18日，《人民日报》以《万里征途不歇脚——记红军战士、共产党员甘祖昌》为题，对甘祖昌先进事迹进行了报道。

1977年，该文被选入江西省初中《语文》课本。

甘祖昌回乡29年，一直坚持与疾病做顽强的斗争。

他对待脑震荡后遗症的办法不是“营养疗法”，也不是卧床休息，而是夏天光着头让烈日晒，冬天让北风吹。

经过十几个寒暑的锻炼，甘祖昌脑子里的淤血消散了，脑震荡的后遗症基本得到控制。

1985年10月，甘祖昌旧病复发，莲花县医院立即组织抢救。住院期间，新疆军区派人前来慰问。提出为甘祖昌在南昌盖房子，让他到南昌定居。

甘祖昌摇了摇头说：“感谢组织上和同志们对我的关心，我已经80多岁了，还盖房子干什么？为国家节省点开支吧。”

1986年春节过后，甘祖昌病危。

在弥留之际，他嘴里仍然断断续续地说：“领了工资……留下生活费……其余全部买化肥农药，支援农业……我不要房子，不要给我盖房子……”

1986年3月28日，甘祖昌这位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一生的老战士，停止了呼吸，走完了他从农民到将军，又从将军到农民的全部战斗历程。